说起汉字的演化，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即汉字的早期形态是甲骨文，随后，甲骨文慢慢演变成金文，之后再演变成大篆、小篆、隶书等。这并不正确！
首先，把甲骨文和金文拿来跟篆书、隶书并列，很严谨。甲骨文、金文，是从文字的载体的角度来命名它们的。也就是说，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我们称之为甲骨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我们称之为金文。但是，篆书和隶书，却是从书体的角度来给它们命名的。把这两类名词放在一起，其实是混同了“载体”和“书体”两个概念，会部分遮蔽掉汉字演化的真相。同一种书体，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载体上；同一种载体上，也可以按照需要使用不同的书体。
其次，这种前后串联的说法还会给人一种误解，就好像这些文字之间有着一种代代相传的“父子关系”，其中，甲骨文是这些文字的老祖宗，后面的这些文字都是由它发展而来的。但事实上，从汉字的历史来看，不同载体上的文字大多长期并存，往往是“兄弟关系”。也就是说，这些样态的汉字其实并不是跟接力一样一批接着一批出现的，相反，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它们之间是并存的，它们之间不完全是谁生谁或者谁替代了谁的关系。
汉字真实的演化历史是这样的！
首先，汉字的载体。在纸张发明之前，如果想留下一些纪念性的文字，人们就会去选取一些坚硬牢固的载体；如果只是日常书写，他们就会就地取材，怎么方便怎么来。比如说，苏美尔人选择的是软泥板，古埃及人选择的是纸莎草，古印度人选择的是贝叶，那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呢，他们选择的是简牍。我们的先人会将竹木制成简牍，然后用毛笔蘸墨在上面进行书写。
古人用来写字的竹简其实是很薄的。我们当代人仿制竹简，会把竹简做得非常宽厚，并不是历史上竹简的最普遍的模样。古汉字的主要载体是简牍。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商周古文字，要么是刻在甲骨上，要么是刻在青铜器上，但这并不能证明，甲骨文、金文在那个时代是主流的文字。相反，这两类文字在当时是非主流的。
毕竟，这两类文字的性质很特殊，日常生活里没有那么多需要大费周章的事情。当然，像简牍这样很容易就地取材的载体，肯定是没办法像甲骨或者青铜器那样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的。这种载体保存上的幸存者偏差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好像甲骨文和金文是商周文字主体。但事实上，目前已知的古文字载体有很多种，除了甲骨和青铜器，以及简牍之外，还有其他金属器、玉石器、漆木器、纺织品、钱币、印章、建筑表面等。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套用在大篆、小篆和隶书这些书体上面。关于汉字书体的演化，常见的说法，是说在秦代之前，篆书结构较为繁杂，所以被称为大篆；等秦统一天下之后，李斯等人省改字形，就改出了小篆。再后来，因为秦朝的法律严苛，“官狱多事”，官吏们为了节省时间又把小篆给进一步简化了，这种简化之后的文字因为是用来处理刑徒奴隶的事务的，因此被称为隶书。
这种说法存在问题。第一，这个隶书的“隶”其实跟奴隶没关系，新莽时期这个隶书又被称为佐书，这个“隶”字本身也有“附着”的意思，因此隶书应该是指不像篆书那样正式的、偏辅助性的手写体。第二，战国时代各国语言文字都不太一样，除了“秦篆”“秦隶”之外，各个地区的文字都有它们不同的铭刻体和手写体，而如果再往前追溯，到春秋、西周乃至商代，仅仅从已知的出土古文字来看，它们书体的复杂程度，是远远没法用“篆”“隶”这两个概念来精准对应和完整容纳的。第三，古人在刻字写字的载体的选择上是非常多元的，那同样的，在书体的选择上，他们同样有着非常多元的选择，就像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场合也会使用不同的字体一样，因此用线性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汉字书体的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从汉字主要载体变迁的角度上看，可以把从商周到汉晋这段时期称为“简牍时代”；不过，大概从东汉起，中国就已经进入了“简纸并用时代”了，纸张开始普及；大约到了东晋之后，在纸上书写才成为主流；而我们当代正在向数字化过渡，那么，未来的人们也许可以把我们当下称为“纸数并用时代”了。
至于要理解汉字的书体，则存在三对关系，分别是：铭刻体与手写体、正体与俗体、繁体与简体。这三对关系是在汉字被广泛应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并且长期存在。
铭刻体和手写体、繁体和简体，这两对关系的意思很直观。正体和俗体的区别在于前者用于庄重场合，后者用于日常书写。这几对关系的内部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正体与俗体、繁体与简体是个相对概念。比如说，从战国时的秦国一直到统一天下之后的秦朝，篆书基本是铭刻体，是相对严谨的正体，是结构较为复杂的繁体；隶书则是书写体、俗体和简体。但到了汉代之后，隶书开始美术化，发展出了汉隶，那此时，隶书也被升格为铭刻体了，也成了一种正体。而原来俗体的位置，就由更为简单的隶书或者草书来填补。古人会根据文字性质、内容的不同，选择合适的书体来呈现，也会不断地对书体进行改造。此外，汉字书体的这三对关系很早就开始参差交错，并且是一种长期并存的关系。秦汉以后的各种汉字书体之间，其实也不外乎这三对关系。